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韓愈的傳統文化觀
來源: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 發布時間:2019-04-08 分享:

新時代的文化建設首先面對的一個重要問題是怎樣對待傳統文化。回望中國思想文化史的發展歷程,那些彪炳史冊、卓有建樹的大家們對待傳統文化的態度可以為我們提供有益的借鑒。韓愈是中國思想文化上無法回避的存在,他所處的中唐時期,思想文化的發展也處于一個關鍵點,在傳統文化和外來文化的互相激蕩中,中國文化應該沿著怎樣的道路發展,韓愈給出了自己的方案。他所選擇的路徑對中國后期的社會文化影響深遠,他在傳統文化基礎上構建新的思想文化體系的努力與過程,對于當代的文化建設無疑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。

韓愈在思想文化史上之所以能夠取得如此成就,和他對傳統文化的深入汲取分不開。兩《唐書》的《韓愈傳》都記載了他自幼苦學的情形。他在《進學解》中也談到了自己為學之勤奮:“口不絕吟于六藝之文,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編,記事者必提其要,纂言者必鉤其玄。貪多務得,細大不捐。焚膏油以繼晷,恒兀兀以窮年。”韓愈非常注重對經典的研讀,把學習、研究經典作為求道、治學的基礎,“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,非圣人之志不敢存”(《答李翊書》)。《進學解》列出了他認可的經典序列:“上規姚姒,渾渾無涯。周誥殷盤,佶屈聱牙。春秋謹嚴,左氏浮夸。易奇而法,詩正而葩。下逮莊騷,太史所錄。子云相如,同工異曲。”對這些經典的學習與研究,奠定了他知識架構的基礎。在把握儒學思想的精髓與源流,深刻體會古代作家的創作經驗,具有獨立的批判能力之后,韓愈進一步泛覽百家,“凡自唐虞已來,編簡所存,大之為河海,高之為山岳,明之為日月,幽之為鬼神,纖之為珠璣華實,變之為雷霆風雨,奇辭奧旨,靡不通達”(《上兵部李侍郎書》)。這使他的視野更加開闊,學養更加深厚,為他的文化創新奠定了堅實基礎。

韓愈接受傳統文化的另外一個特點在于其研究性和批判性。他以儒家經典著作為思想依托,以淵博的四部學問為基礎,常常以審視批判的眼光去看待傳統文化。他的學習充滿主動性,“記事者必提其要,纂言者必鉤其玄”,提要、鉤玄的過程其實就是概括、提煉、思考、領會的過程。他對一些古代著作如《論語》《鹖冠子》等,都下過校勘、注釋、疏解的深細功夫。對諸子百家的學說,他也有一個比較、辨析、批判、吸收的過程,其一系列讀書札記,如《讀荀》《讀鹖冠子》《讀儀禮》《讀墨子》等都以深入的比較研究為基礎,提出了許多獨特的學術見解。如《讀荀》中提出的“孟氏,醇乎醇者也;荀與楊,大醇而小疵”;《讀墨子》中認為“孔子必用墨子,墨子必用孔子,不相用不足為孔墨”等,皆以壁立千仞的勇毅提出新見,成為建立其道統思想體系的基礎。

在韓愈的時代,傳統文化面臨著嚴重的挑戰,思想文化與意識形態面臨新的抉擇,這種挑戰來自于佛老二教,特別來自于異域的佛教。唐代的官學雖仍以儒家經典為主,但就民間和知識界的信仰與風尚而言,佛教實有風靡之勢,思想文化方面的情形有類于戰國時期的“楊朱、墨翟之言盈天下”。在《與孟尚書書》中,韓愈對漢代以來儒學式微、佛老盛行的情形表達了深刻的憂慮和不平:“漢氏已來,群儒區區修補,百孔千瘡,隨亂隨失,其危如一發引千鈞,綿綿延延,浸以微滅。于是時也,而唱釋老于其間,鼓天下之眾而從之。嗚呼,其亦不仁甚矣!”在這種滄海橫流的大勢下,韓愈“障百川使東之,挽狂瀾于既倒”,以勇毅之力排擊異端,護持道統,在中國思想文化史上留下了光輝的一筆。理論上,他著《原道》,從社會經濟發展的現實出發批判佛老二教的蠹國害民,從歷史發展的角度論證儒家形成、發展的必然性和歷史貢獻,提出儒學的道統以與佛教新禪宗“教外別傳”的統緒相抗衡;在實踐上,他逆批龍鱗,諫迎佛骨,反對官方對佛教的宣揚。他以勢大力雄的橫制頹波,為儒學的傳承和發展爭取了空間。

韓愈雖堅持民族文化本位的立場,但他對佛教的思想方法甚至佛教徒本身卻并不簡單地排斥了事。學術史上關于韓愈與佛教關系的討論出現過多次,談論的問題頗為豐富復雜。韓愈與僧徒的交往是宋代以后學者時常關注的一個話題,先后論及此話題的學者有晁說之、陳善、俞文豹、朱熹、方回、袁枚等。其中陳善的意見更具有代表性,他認為,韓愈贈浮屠諸詩文中,不僅沒有喪失辟佛的儒者立場,而且有著引導佛子改弦更張、歸順儒道的良苦用心。應該說,這種看法是符合韓愈與僧人交往的實際的。

關于韓愈與佛教關系的討論,還有一種看法認為,韓愈雖無心于佛學,然時風所尚,他也在有意無意中受到感染。此說盛于宋代,葉夢得、王抃、陳善等皆有此論。國學大師陳寅恪也指出,韓愈《原道》中提出的道統說,實受到新禪宗“教外別傳”的傳法世系的影響;其掃除章句、直指人倫的論述方法,也受到新禪宗“直指人心,見性成佛”說的影響。陳先生的看法建立在對唐宋社會文化發展的宏觀把握之上,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。沿著這條思路,當代學者也有一些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,如饒宗頤先生《韓愈〈南山詩〉與曇無懺譯馬鳴〈佛所行贊〉》、陳允吉《論唐代寺廟壁畫對韓愈詩歌的影響》都揭示了韓愈的文學創作與佛教文化之間的某些關聯。

在韓愈的文化思想中,一種植根于傳統,但又注目于現實的品質極為突出。在他看來,傳統文化不是一堆毫無生氣的文獻材料,而是先賢的智慧和靈性在特定社會文化背景中富有意義的創造,蘊含著文化精英們的現實關懷和智慧靈光,因而時時可以給人以啟發。對于傳統文化,韓愈注重融會貫通其精神,而不株守其內容。他立足于當代社會文化的現實,從傳統文化中攝取先賢智慧,將豐富深厚的傳統文化轉化為具有現實意義的文化資源,因而他對傳統文化往往有新的認知角度,并以此為基礎,進行符合時代要求和歷史發展趨勢的文化創新。

對于儒學的發展與傳承,《孟子》有“五百年必有王者興”之說,韓愈為了應對佛老思想的挑戰,創新性地提出了“道統”的說法,強調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、武、周公、孔子、孟軻一脈相傳的儒學傳統,成為宋代以降新儒學的開山。其《原道》中“直指人倫,掃除章句之繁瑣”的思想方法,也與漢代以來直至《五經正義》的經學方法截然不同。漢唐儒學以五經為本,韓愈為了與佛學心性論對抗,對儒家心性學派的思想予以關注,他舉出《禮記·大學》中正心、誠意、修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的論述,以批判“外天下國家于不顧”的佛老學說,從而把儒學從倫理政治的思維路徑,引導到修齊治平由內而外的道路上,對新儒學價值核心的確立起到了導夫先路的作用。《孟子》許行章對社會分工的必要性進行了闡述,韓愈則以此為基礎,通過古今兩種“為民之制”的對比,批判佛老二教的不事生產、于世無益,具有鮮明的現實針對性。

在文學方面,蘇軾說韓愈“文起八代之衰”,清代劉熙載則說他“實集八代之成”,他的很多文學作品都吸收了前代作家在立意、構思、表達上的元素,呈現出來的卻是有著韓愈特色的雄文,如其《進學解》《送窮文》《毛穎傳》等皆如此。

總之,韓愈的傳統文化觀可以概括為,深入汲取傳統文化,體會、把握其精神,并身體力行,踐履終生。在與外來文化的交流激蕩中,韓愈既堅守民族文化的本位,又從某些方面汲取、融攝外來文化的影響,以此為基礎,建構符合時代社會發展趨勢的思想文化體系,使傳統文化得到傳承和發展,更加豐富,更有活力。這是韓愈對傳統文化的巨大貢獻,也是其在當下富有現實意義的所在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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